现代性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走向——近30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转变

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80年代,我们仍然处在强烈的现代性追求之中,90年代以后则变为对现代性的批评。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批判现在有可能转变为内在的批判,它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的批评,是现代性的自我反省。这种反省,当然与对具有高度扩张性的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以及对全球化过程的反省构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它更多的应该与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关联。

文学,在法的前面——解析德里达关于文学与法的观点

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或法学理论中,文学与法律互不相干,但德里达以他独特的方式把文学与法律放置在一起来探讨。德里达把文学带到了法律面前,这至少纠缠着二层关系:一是文学自身的法则问题,文学的法则到底如何确定,以什么法则来确定文学性?确定一部作品称之为文学?德里达甚至可以追问是否真的存在文学这种类型?相比较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哪些文本可以被断定为文学?另外,是否存在小说、散文、诗或其他文体的分类?它根据什么法则来分类?第二层关系更为重要,那就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在现代以来形成的法律保障了文学作品的独立存在,保护了这个文本的署名权,版权、文本的独一无二的法律属性。但反过来看,文学也建构了法律。通过对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的读解,德里达试图去解开法是如何被文学叙述建构起来的。文学处于法前面,又处于他处,它并不始终被法保护,在超越法的那个瞬间,文学又具有了超越文学的面向。德里达用法律来解构文学,又用文学来解构法律,他的观点激起我们对文学一些更本源问题的思考。

1840年代:英国与舟山

舟山亦称定海,位于杭州湾以南的浙江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占领香港,此乃中英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但英国对中国领土的最初觊觎目标却并非香港,而是舟山。19世纪40年代,舟山不仅成为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战后,又长期被英军占领,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国的英国与中国领土舟山间的关系值得探究。

如何摆脱“永久打工者”的困境?——重读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库姆斯《模棱两可的德育问题》解读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小国理论——依附论理论体系的批判性解读

依附论提出并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后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这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但依附论在自身理论体系构建与理论论证演绎过程中存在众多缺陷,这也是它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遭受重大挫折的内在根源。对依附论的学理评判包括两部分:总结依附论的基本理论贡献,以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依附论进行系统批判,以此试图为依附论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路径。

张元:在寻找中站立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丰子恺与曹聚仁之争考辨

丰子恺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便是:为什么他与曹聚仁之间发生了那场最后发展到绝交的论争?根据史料,这既有两人情感层面上的不和,做人态度方面的不一致,更主要的,则基于双方时代观和文艺观的不同。

大学人文教育途径新探

大学人文教育不但要从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确立其应有地位,还要从学科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寻找和拓展途径,那就是:设置人文学科课程,建立人文教育主渠道;建设校园文化,构筑精神家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社会人文大环境。

交融与超越:论王国维对德国美学美育思想的“中国式”改造

以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和席勒美学美育思想的继承和改造为例,从哲学与美学基础、社会文化背景、美育理论核心和美育实施等几个层面对之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王国维在大量接受西方美学美育思想尤其是德国美学美育思想影响的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思维出发对其作了“中国式”的改造与重构。这对尚处在中国现代美学启蒙时期的近代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