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明;亚伦·赖;顾瑶;
以庄子对"辩"的否定为问题来源,进而通过公孙龙的"白马论"以及墨子的提示来探讨辩论的真实性、可行性与有效性。在此过程中,可对"辩"、"真"、"可"、"悖"等古代概念与方法进行哲学探讨。在此基础上,从庄子对于择代逻辑(alternative logics)的构想进行引申,我们可以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回应庄子为何既否定"辩"又参与"辩"的问题。
2016年02期 v.38;No.221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0K] - 蒋丽梅;
以王弼对《观》卦的注释为核心,通过对比王弼释义与儒家注释的异同,可以探讨王弼"观"的概念在认知方法、思维创造和政治实践上融合儒道的具体诠释活动。王弼通过"观我生"将"观"的活动从个体认知向天道本体探究扩展,个体以本体为参照,在"观妙"的过程中审视自己的存在,从"自我观之"走向"以道观之"。因此祭祀内在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为一种德性培育,更是对万物多样性与一致性的体察,连接道之体用,帮助个体从本体转向境界。"观感化物"作为"不言之教",也使儒家教化与无为之治相结合,成为可被践行的政治管理方法。
2016年02期 v.38;No.221 10-14+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K] - 刘静;
从中西比较的视野集中处理《老子》第一章,以下问题值得关注:其一,道为何不可言?又为何不得不对其言说?这一问题可运用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思想予以解决;其二,道之有与无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有"、"无"、"常"等贯穿《老子》全书的重要思想进行逐一梳理,并在整体上借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厘清中国哲学同西方形而上学的区别,由此并可避免将中国哲学纳入西方语境之下。
2016年02期 v.38;No.221 15-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 冷成金;
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来源于历史实践的人类总体意识是价值建构的依据,人的自证是价值建构的形式,悲剧意识的兴起是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这种价值建构思想可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合理性。
2016年02期 v.38;No.221 24-30+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 韩星;
齐家之道就是整治家庭、管理家族之道,通过家庭伦理得以实现。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由父子、夫妇、兄弟组成,以维护家庭的基本秩序,实现家庭和谐。齐家之道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是治理国家,平治天下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齐家之道怎么传承?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注意和吸取。中国当今也出现了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家庭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通过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齐家之道,促进我们在现代化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传统家庭伦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2016年02期 v.38;No.221 3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K] - 王格;
明代王学发展至万历时期,必须面对儒家道统地位的问题,作为道统叙事形式的"心学之史"之编撰因此十分必要。王学学者周汝登为此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其中包括《王门宗旨》《圣学宗传》以及《程门微旨》等篇幅大小不一的著述。《王门宗旨》树立王畿一系学说思想在王门中的正统地位,而《圣学宗传》主要树立起这样的"王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程门微旨》则是对正统谱系中如何安置"二程"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现在前人零散且不充分的研究基础上,具体而细致地考察这三部书的编撰理路及其功用、效果等,由此展示王门心学道统观之下的"心学之史"的心、史并重和交融的特色。
2016年02期 v.38;No.221 37-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K] - 袁瑾;
圣贤崇拜是指我国民间信仰中将历史上的圣王贤臣神化、奉为神灵并加以崇拜的现象。这一类信仰形态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发展与儒家为政以德的社会政治理想、神道设教的价值取向有紧密的关系。历代王朝政权往往将通过审核的神灵纳入正祀、赐予封号、建庙祭祀,以使民众明德行善,实现规范和疏导作用。而在演变过程中,圣贤崇拜又表现出民间信仰独立的发展规律与情感特征。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秩序、王朝权威与民间信仰本身三者之间丰富的互动。在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继承、发展其中的优秀文化价值,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伦理自觉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德治观念在民众中的传播和发展。
2016年02期 v.38;No.221 45-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K]
- 加林·吉哈诺夫;汪洪章;
自1960年代巴赫金在俄罗斯和西方被人们重新发现以来,学界对巴赫金思想的解读,本身就充斥着巴赫金所谓的"异质话语"。在这些性质各异的解读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诉求,表明巴赫金所留下的思想、理论遗产,绝非一堆仅供人们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死的材料。思想成熟时期的巴赫金,已成功实现了由美学研究向文化哲学研究的转变,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创立一种新型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没有妄自尊大的、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主体性。而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过程,恰好见证了主体性的一步步消解。
2016年02期 v.38;No.221 70-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 曾军;
托多洛夫与巴赫金之间的诗学对话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非常有意味的学术事件。托多洛夫身兼斯拉夫和法国两种学术传统,率先向法国学界介绍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并成为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中坚。托多洛夫与巴赫金对于"诗学"的理解从大的背景上共享了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又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处于结构主义诗学时期的托多洛夫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狂欢、多联性等理论时,一直努力坚守结构主义自我设定的学术边界,并对巴赫金的历史体裁诗学理论有所保留。
2016年02期 v.38;No.221 80-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K] - 段枫;
针对韦恩·布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序言中的相关评价和前后变更,可以梳理巴赫金对"杂语"、"复调"、"对话"等概念的论述,澄清巴赫金对小说整体修辞研究和作者艺术构建的重视。由此结合叙事理论界对小说交流环节、特别是"隐含作者"和多维读者的相关探讨,可进一步挖掘巴赫金理论和修辞叙事学之间的相通之处,二者可以在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并指引我们的文学分析实践。
2016年02期 v.38;No.221 9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K]
- 郭子林;
传统观点认为,古埃及专制王权在新王国时期达到鼎盛,是因为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强盛的时代。实际上,国力的强盛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发展,但并非根本原因。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这是古埃及之前的历史时代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2016年02期 v.38;No.221 97-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2K] - 王栋;
19世纪现代学科兴起,形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有关于大宪章的讨论,都与学者的学科、身份和研究路径有关。历史学中,哈兰、弗里曼和斯塔布斯以宪法史为研究路径,以日耳曼民族主义为解释框架,确立了大宪章在议会制度形成中的核心地位。法学中,梅特兰反思了已有的研究框架,采用了法律史的研究路径,在公私合一的解释框架下确立了大宪章在普通法中的核心地位。与大宪章研究伴随的是一种悄然形成的现代知识生产机制。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大宪章的诸多研究成果借助这一知识生产机制融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叙事。
2016年02期 v.38;No.221 105-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K] - 夏卫东;
制科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官员选拔制度,"制科"一词的文献指代含义与制科制度是有所区别的。在唐宋时期,该词指代一般意义上的制科;明清时期则主要指代"进士科",偶尔也指代制科制度。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元明以后很少采用制科考试以及进士科融合了制科的一些考试内容。
2016年02期 v.38;No.221 115-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K]